赵煦想恢复左右相的想法，秦刚提前通过章楶传递给了章惇，也是以此释放最大的善意，而关于拟由苏轼出任右相的意思，也让他们堂兄弟之间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沟通。

其实对于今天的章惇而言：继续坚持所谓的“新党至上”的大旗，已经变得十分地虚幻且不切实际。

在新党内部持续多年的内斗中，吕惠卿被他们联手打压抛弃，蔡卞、蔡京早就与他貌合神离，更不要说曾布已经自成派地始终与其针锋相对、判若水火。

“子厚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啊！”

堂兄的这句奉劝，终究是让章惇下定了决心。

其实，他投注于秦刚身上早已不是第一天了，按理说，从最早对秦观等人继续南贬一事的网开一面，再到后来主动对海事院开衙的支持，包括前次大赦名单里又特意加进了秦观、黄庭坚起，他就已经为自己接下来的政治路线想好的轨迹。同时，面对着日渐有着自己主意的天子，他也明白：终究会有苏轼回到朝堂这一天的。

其实，相对于目前还在世并也已经内迁的范纯仁，他还是更倾向于接受苏轼的回朝。

“世人对老夫与子瞻的关系多有误会啊！”章惇在秦刚坐下来，又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，开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，“政见终有不合，相交向来莫逆！”

嘉佑二年，二十二岁的他、二十岁的苏轼，都考中了这一年的进士。

但章惇却因当年的状元是其族侄章衡而心有不甘，毅然放弃了这次的敕封，两年后再次重考，终于考了个一甲第五名；

而苏轼也是因为母亲去世，在中了进士出身后便回家守丧，四年后又通过了宋代极严苛的制科考试而名列第一。

于是，就在嘉佑七年，两个同样才华横溢并不拘小节的旷世才子同时受任于陕西路，一时惺惺相惜，视彼此为至交好友。

“师公也曾说过，当年他受‘乌台诗案’一累，朝中重臣多欲置他于死地，唯有章相为其仗义直言。”秦刚站起身向章惇致礼谢道，“此后师公出狱被贬往黄州，‘亲朋多畏避不相见’，却唯章相多次来信送药并作安慰，实为他在黄州时日的一大支撑。”

“元佑元年，老夫身为贬官出京，上书乞谋一闲职以求能回苏州去奉养父亲，但朝中多有宿敌阻梗。好在无太久时间，子瞻来信，曰：‘归安丘园，早岁共有此意，公独先获其渐，岂胜企羡。’吾便明白，此事当是他周旋而成啊。”章惇的这番话，却是无意中解开了一桩历史迷案：

苏轼写的这封信被章惇一直保留在身边，然后因此书法之价值，一直流传到了现代，并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信中被章惇此时复述的这段话，翻译过来的表面意思是：关于“退隐田园”这件事啊，早年我们俩可是都说过有这样的梦想，只是没有想到兄弟你却先实现了，实在让我羡煞啊！

从常理而言，苏轼当时受到高太后重用，从小小的汝州团练副使，火箭式地上升至翰林学士并几乎要进阶宰执，而章惇却是相反地从知枢密院事一路下撸，直至提举洞霄宫这样的闲职，如此人生之水火差异，而苏轼却写了这段话，表面上看来岂不是有点幸灾乐祸吗？

但是这么一封信，却被章惇珍藏于身边，并且还将此视为恩情的象征而记到如今，唯有一个可能：

苏轼之所以会有信上这样的玩笑话，实际是隐晦地向章惇暗示：兄弟，你想要任闲职去苏州奉亲的事，我帮你办妥了，你就踏踏实实地过去吧！

否则按有人理解，这算是苏轼说的风凉话，那么以章惇的性格，早就将这封信撕个稀烂了，哪会一直放在身边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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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刚看着此时须发皆白的章惇，突然有点钦佩这位被后人诋为“千年奸相”的老人了。

平心而论，像章惇这样“科举考中却因名次低于族侄而回去重考”的人，其一生都在争强好胜中度过。毕竟在绍圣之时，他是作为当年新党遭受打击与迫害之后所剩余的中坚人物，一旦得以机会翻盘，自然是立场为先、报仇整人开局，这也是他借以凝聚人心，重整旗鼓的重要手段。

而随着对夏战争的顺利推进、新法施行的渐收成效，尤其是在秦刚所介入后的各项朝政的顺利推进，如何可以真正地施展自己的文韬武略，如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，已经远远胜于廓清政敌的单纯政治手腕。

冷酷、孤傲、铁血、凶悍……等等这些贬多于褒的一系列标签之下，章惇实际上最大的标签还是“务实”。

就算是他在朝中独相至今已有六年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以真才实学全部科举登第，但他却坚持让其中三个儿子都外放州县为官，只将幼子留在京城里的身边，但也只给了他一个校书郎而已，对比一下前后世的那些官员，其清廉的行止，就算是政敌想从这里攻讦也觉无从下手。

而在这次，又有了已经决意致仕的堂兄章楶前期对他的沟通说服，在天下子暗示下，章惇便默许了苏轼回京并最终出任右相的计划。

先前传到宜兴以及今天早晨的两道诏令，也都是在他的认同下才顺利签署发出。

但是，即使是要冒着被弹劾为私下结交的风险，章惇仍然坚持要在今天将秦刚约出来面谈一次，一是为了能够亲耳听到此次苏轼的复出，决不在背后夹带旧党翻盘的私货；二是想要看一看这件事情的实际操盘者秦刚，到底瞠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意外回报？

这两点非常地重要，远超过今天见面所冒的风险。

更何况，他章惇，一贯就是个不惧风险的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