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在搞防疫的医生上调上级单位，曾卫国顶替搞防疫，有一部分拨款。

后来上级又规定医院不能搞承包，又搞起了提成。生意越多工资越高，中医付主任医师没生意，有两年没拿足工资，写信不断上访，最后还是给补发了工资。

最后搞起了效绩工资，百分之七十上面拨款，百分之三十自己赚，西药零利润。单位有结余可以按比例发奖金。

单位效绩不好，曾卫国只拿到单位的平均奖，一年七、八万，除去上交的各类保险、住房公积金，也就五、六万的样子。

单位离城里近，好多人都想调进来，单位里的人因为效绩不好，都想调出去，从单位里调出去的人拉了个微信群，一共有二十一个。光院长就换了七个。

从进单位一直干到退休的有四个人，曾卫国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这当然也不能全怪父亲，曾卫国自己要想调动，可以靠自己啊！可是他自己也是万事不求人的那种老实人。

父亲最后一次住院，曾卫国第一天晚上陪在父亲身边，父亲竟然尿床了。都二零零八年了，父亲还穿着晴纶衬裤。

第二天晚上曾卫国在医院值班，母亲电话打过来：“你爸不行了，快过来！”

曾卫国赶到医院，父亲躺在抢救室的床上，嘴上插着导管，自动心脏按摩器一下一下无情地按着，人早就不行了。

曾卫国满眼含泪，对父亲最后只感觉心痛。

之前父亲似乎有预感，“我怕活不到过年了，”父亲对全家人说“如果我死了，不要麻烦任何人，把我的身体捐献给红十字会。”

按照父亲的遗愿，红十字的汽车直接从医院把父亲拉走了。

母亲一直没有有哭，一直很坚强，直到有一天整理父亲遗物时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，声音大老远都能听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