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州、淮安府、扬州府等地的乱局和黄河、运河、私盐、各贼寇等脱不了关系。

永乐年间，朝廷为了修建北京城，大肆砍伐树木，致使黄土高原的植被遭到破坏。

随之而来就是大量泥沙被黄河水裹挟至中下游，致使“地上河”的形成。由于九边重镇多处黄河中上游，屯田制度下的过度开垦使得水土流失更为严重，黄河的泥沙含量也加大。

明朝为了保障漕运的畅通无阻，多次在黄河南北两岸筑大堤。但因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严重，河床迅速抬高，黄河中下游沿岸地势较低的州府决口泛滥，以徐州最为严重。

尽管大明朝廷多次启用潘季驯治河，解决了黄河下游多股并存的局面，但依旧没有彻底根除黄河下游的沙淤积问题，黄河不断的肆虐着徐州与两淮地区。

前世，有一部关于治理黄河的电视剧，剧中主角陈潢就是采用的“束堤冲沙”之策便是借鉴了嘉靖朝潘季驯的治河经验。

明朝时期，徐州段运河黄运合一，是南北运河中比较重要的一段。明正德以后，随着黄河日渐北徙，黄河在徐州段多次决口。

徐州城北的黄河，可以说是三年小泛滥，五年一大水灾，黄河水灾对漕运的危害越来越大。

在治理黄河、保障漕运畅通之间，朝廷自然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保护漕运上。只要南粮北运不受影响，水患即便是再严重也都是可以放一放。

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后，京杭大运河改道。经由山东微山李家口，通过邳州的泇口与泇河接通，再通过泇河东南流至河口与原运河接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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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了运河的便利，徐州就此衰败了下来。

此后的徐州土地贫瘠，民生凋敝，不复往日的繁华，许多的徐州百姓背井离乡，前往他处谋生。

徐州虽算不上穷山恶水之地，但由于百姓流离失所，加之百姓悍勇好斗，盗匪猖獗，严重扰乱了当地治安。

北宋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期间，曾这样描述过徐州民风：“大胆力绝，人喜剽掠，小不适意，则有飞扬跋扈之心，非止为暴而已。汉高祖、项羽、刘裕、朱全忠皆在徐州百里间，其人以此自负，雄杰之气积以成俗。”

清朝，原徐州知府潘榞在《铜山县志》中称:“其民之轻犯法，而命盗案之繁且重也。推求其故，盖繇乎民贫地瘠，其民贫地瘠之故繇乎八邑皆滨黄河。河日高而霖潦无宣导之路，民间土田或不能树艺，失其业者久矣。民贫而无家室之累，遂易轻生。"

此外，徐州毗邻淮安府，而淮盐质量好、价钱低。因此，淮安府境内的盐枭猖獗，草贼、匪徒遍地。许多的逃亡而来的徐州百姓也加入其中，谋求生路。

盐与其它物品不一样，平民百姓可以不喝酒不喝茶，但是却不能不吃盐。

人若是长时间不吃盐，身体就会产生不良反应，如精神萎靡、肌肉抽筋、恶心呕吐、乏力、头晕眼花等。严重的，甚至可能出现昏迷、全身抽搐、死亡等。

历朝历代，盐税都是朝廷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，只要买盐就等于向国家交税。从汉唐以来，国家均对食盐施行专卖制度。

私盐不仅比官盐便宜，质量也比官盐好上许多，百姓自然是倾向于买私盐。

所以，贩卖私盐是重罪，会被砍头。

但，私盐贩子犹如过江之鲫一般，数不胜数。如王仙芝、黄巢、王建、朱瑄、张士诚、方国珍等，都曾贩过私盐。

前世，清朝的乾隆皇帝七下江南，就是扬州盐商主动请缨负责接驾、伺候。

乾隆在位期间，有个叫鲍志道的盐商在任职淮盐总商期间，向朝廷捐出白银两千万两。由此可见，盐利之巨。

电视剧《李卫当官》有一段剧情，就是李卫任职扬州知府期间打击扬州的私盐横行。其中官商勾结，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如吃饭喝水般稀松平常。

各种私盐贩子是禁之不绝，官军派军剿贼，剿着剿着就成了私盐贩子的靠山、保护伞。由此，一些官员、官军与私盐贩子沆瀣一气，大发横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