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来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,大部分知青想的都是不在农村成家。城里的知青办、革命委员会,还有知青家长,都在用自己的办法提倡和推广晚婚晚育理念,并把这种宣传当做是对知青的关照,就是不想让他们在农村结婚。
知青们也接受良好。因为晚婚晚育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被城里人广泛接受的理念了,京城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5岁,很多人下乡的时候也就十六七,十七八,本来就不急着结婚,再加上家里人的叮嘱,媒体上对于晚婚晚育的提倡和宣传,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想在农村结婚。
但是,钱高韵横空出世,把她和贫下中农结合的事情发在了媒体上,再加上有些人和单位的推波助澜,说钱高韵的做法表达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,敢于和旧观念、旧传统彻底决裂,是“生动的路线主义教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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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以后,关于知青婚姻问题的政策就变了,变成了鼓励知青在乡下结婚,有的地方甚至把知青在农村安家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成果。
当然,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那个时候,最早下乡的知青中,有一些人年龄已经比较大了,确实到了该结婚的时候,可能也有的人担心,如果迟迟不结婚,会是另一个不安定因素。
谢赟随便骂了两句就停了,钱高韵说到底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,她本人也是个受害者。
不过,回到家以后,谢赟晚上还是拜访了钱高韵,又给她打了一遍鸡血,鼓励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搞事业上。至于结婚什么的,想都不要想。
钱高韵听没听进去谢赟不太确定,但是王庆丽两眼晶亮,一看就是听进去了。
“斌斌说得对,结婚太耽误事了。一旦结了婚,干点什么都需要和家人商量,得争取丈夫公婆的同意,他们才不会支持你去搞事业,只会把你绑在家里干家务。你要是不同意,接下来就是吵架、打架,大人叫孩子哭,乱成一锅粥。
不结婚就没这些事了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想学习就去学,脱产一个月也没事,家里没有成堆的衣服等着你回来洗,也没有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你回来喂。想观察麦苗成长就去观察,住到地里也没事。结了婚就不行了,肯定有人反对。”
谢赟:“……”
她跟钱高韵说:“韵姐,你大老远的从城里来到我们这儿,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吧?”
钱高韵:“是!我会把个人的事放在一边,一心扑在工作上。”
谢赟狠狠地夸赞了她一通。【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宣传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