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现象的出现，就是上下层之间、家族之间，博弈的结果。

郭康那个时候，很多人一提古代，就是三妻四妾。但当时，绝大部分男性，反而是支持一夫一妻的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如果都可以随意娶妻纳妾，那么女性就会迅速被中上层包揽，下层只能打光棍了。

下层的男性编户民虽然没钱，但他们是人最多也最能打的。作为国家的军事支柱，他们的意见也举足轻重，不能不考虑。因此，最后的规则，必须为双方都做出妥协。也就是一方面开个纳妾的口子，另一方面严格限制级别和数量，避免对社会产生影响。

而诸侯的婚姻，其实就是一种联盟。所谓媵婚，其实是与女方娘家妥协的结果。为了防止嫁去的女儿生不出继承人，女方家族会一口气塞复数个女性过来，以此保证外孙一定是自己人，确保自己作为外戚的影响力。同理，一次媵婚之后就不再娶妻纳妾，也是为了防止其他家族介入争夺。

所以，这些规则，说到底都是各方博弈的结果。

而罗马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制度——制度上，对大部分人，都是一夫一妻，而上层寻欢求乐则没多少约束，也可以通过收养制度补充继承人，其中当然包括私生子和继子之类。这么一对比，怎么看都不是巧合。

因此，郭康推测，这种大家默认的“礼教”，其实就是看下层男性公民的力量。这部分人力量越强，话语权越高，社会整体上就越倾向于维护一夫一妻。

而这种道德原则，就没法拿绝对的“道德”来评价了。因为一群人的美德，很可能是对另一群人的暴政。

普通男性公民认为，大贵族大量纳妾损害自己的利益，必须加以限制；但郭康也通过曹道兴的母亲，调查过那些给大贵族当情妇的妇人。她们反而更想正式当妾室，因为这虽然不是什么体面身份，但确实会比自己之前的日子要过得更轻松，给这些出身普遍不高的妇人，提供一个上升机会。

所以，郭康怀疑，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法拿善恶来评价。在如今这种社会环境中，到底那种做法才是欺压妇女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上一世的道德经验显然没法直接套，更何况那年头，不同人对道德，同样有完全不同的定义。

在这种公民强势的社会里，道德不是上层制定的，而是男性公民强迫上层接受的。说白了，谁最能打，谁就有资格制定道德。考虑太多可能也没什么意义。最重要的，还是弄清这些道德规则背后的逻辑，才能规避风险，借用助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