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，前些年有些同样来自欧洲的传教士，想要让天主教成为中国-人唯一的信仰，就禁止他们发展的中国天主教民祭祀祖先、祭祀孔子。这就是违背了中国-人最基本的人伦道德，必将遭到失败。

最后，有人上书朝廷，将那些传教士杀的杀、关的关，酿成了一场传教士们的惨祸。

汤若望既然百般想法，要在大明朝廷中当官，那自然跟前面那些传教士的布道方法大不相同。

他的传教方法，就是将天主教义进行东方化，融入到中国-人的儒释道思想中去，让中国-人更容易接受，扩大罗马教堂在东方的影响力。

因此，对来自皇上私下渠道的警告，汤若望自然遵照无误。他才不会去挑战中国-人的底线、宣扬不利于大明朝廷统治的言论，自绝于中国统治者呢。

要是惹怒了崇祯皇帝，被大明朝廷官方定义为异端邪说，予以驱逐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汤若望的聪明之处在于，他没有将传教当成第一要务，而是将为大明朝廷做贡献当做了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此，大明朝廷得到了好处，也就默认，甚至支持他的传教工作了。

不过，受困于历史的局限性，汤若望只知道用他的科技知识去讨好大明朝廷，让大明朝廷允许他传道布教。他认为，传道布教就是他的终极目标，拿出一些欧洲人已经发明的东西来交换东方统治者的好感，支持他在中国传教，绝对是一个好买卖。

他却不知道，他的很多科技知识，在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先进，到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所谓一叶障目，汤若望就是被罗马教廷给他“传道布教”的终极目标给遮住了心智，低估了他身上所带的科技知识的价值。

比如，汤若望刚刚就任中科院院士没几天，就拿出了一个重磅发明。这个发明，不是汤若望的原创，而是来自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发明，叫伽利略望远镜。

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的，汤若望奉教廷之命离开欧洲，前来东方的时候就将这个技术带了过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