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他看着我的眼神确乎是怀着仇恨的。我们再也没说过话，也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那时的我很年轻——非常年轻。我拼尽全力想向他证明，神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我们从未有人见过。祂也从未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，否则我们不会沦落至此。那些生来享受奢靡生活的贵族，不是他们对神更加虔诚，而是运气更好。

父亲坚持神会平等地向众生投以怜悯的目光。我反问，他就只是这样看着？

父亲的眼光忽地冷下来，不再言语。他离开家门，整夜没有回来。但第二天一早，他带着一群生面孔闯入家门，把我带走了这个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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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对我进行了审讯，质问我为何背弃我所信仰的神明。我说我从未背弃过祂，是祂不曾正视我们——正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神父的衣摆尽显褴褛，修女的面色如褪色的修道服一样斑驳。而他们都展现出惊恐的目光，就好像我道破了某种不可泄露的天机。

“天谴”随之而来。我的话像是穿堂风，掠过他们空无一物的颅骨。有人说我被魔鬼附身，但无人愿意举行驱魔仪式。他们知道，我口中的“恶魔”是无法被驱逐的，它永远在这里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在每个人近乎枯竭又对滚烫的真相视而不见的心。若要对我降下审判，处以极刑，却不能在法典中找到相应的罪状。最接近的也许是亵神罪，但我不曾破坏神像、神典，也不曾伤害他人。

我被关进了疯人院。反抗毫无意义，任何自证都会落实精神疾病的特征。但相对而言，我也足够幸运，因为像我们那样的小地方，就算我被愤怒的信徒们活活打死，也不会有人知晓。但恰有主教巡视教区——原本他只会出现在城里，却听闻了我的事，连夜赶来。

他只道我是迷途的羔羊，会等待我真正愿意接受神主的那一刻到来。我至今记得他的笑，脂肪充盈的脸让这个笑生不起一丝褶皱。那之后，我仍算得上幸运——疯人院在城里。这里提供的食物，比我在家里丰富很多。每顿都有面糊，是用水泡软的黑面包制成。星期日会有一块黄油，每月每人都能分到半段香肠。其他病人，大多并不很珍惜食物——他们是真正的疯子。但规格不能改变，因为常有重要人物参观。我将能吃的食物收集起来，在必要的时候贩卖出去。他们会用钱或其他东西，换回原本属于自己的、免费的食物。

没有需求，就创造需求。没有价值，就赋予价值。

重要人物们捐了很多书籍。因为很多书被撕毁了，他们将所有纸制品收纳在要给上锁的房间。多数时候大门紧闭，但会定期开放，安排精神稳定的人去。被神眷顾的大人物们喜欢看精神错乱的人被固化的知识折磨的模样。

那些书所适用的年龄段跨度很大，我从给贵族孩童的书开始看起。由于早年为教会做工，我识得最基础的字。我一点点看着，逐渐读了许多东西。很多内容因我见识短浅，理解局限，但我隐隐窥见文字后那模糊的、巨大的影子，像扬起的船帆一样。我出生起也没见过船，但在书里的插图中认识它们，也认识了海。

海的那边是什么？书中没有答案。

如果我能出去，我会想去看看。但，可能我此生也出不去了。教会的人每一次来，都会让我承认他们的神。我从一开始近乎疯癫地、强硬地拒绝，到之后礼貌地、微笑着摆手推辞。他们从不疲倦，我也从不疲倦。

我那么固执。时至今日，我也并不后悔。这种倔强是必要的。若我轻易低头，轻易承认，轻易伪装成忠实的模样，这才是对我死去的家人与各位心中的神最大不敬的事。

直到我二十几岁那年，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那是一位温和的、谦逊的学者。他有着标准的东方人面孔——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。当时我只觉得，他和我见过的人长得都不一样。他的眼睛是纯黑色，比最深邃的夜空更加深沉。头发也是黑的，夹杂着几缕白发，像连光辉一并停滞在夜幕上的流星。虽然他的面容那么年轻，但开口时的腔调却有种说不出的老练。

我还从不知道我在外界有这样大的名气。他用我流利的家乡话说，我虽名声在外，倒也不至于远渡重洋——暂时。他在各国游历，取材，并招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听说我的故事，他想要认识我，所以便来了。

我颇有些不明所以。虽然我是“异端者”，但像我一样的人不在少数。监狱里就一抓一大把。若想找个纯粹的疯子，我敢打赌，去更大些的城市，那里的疯人院在精神失常方面更是登峰造极。